之所以辞职或以死谢罪，是因为在日本社会，群体规范的约束力和群体压力的影响远远超出外人想像。一个人活到被人称为“不知耻”的程度，也就该弃生赴死了。所以官员普遍不好当，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不仅一举一动都要遭到媒体批判性报道，而且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往往全部归咎于官员，必须一边承受工资随时被降低的风险，一边做全社会最廉洁的形象表率。近年来，公务员跳槽、自杀、过劳死、抑郁症情况非常多，令人深思。到现在为止，几乎还没有一个高官因腐败下台后又东山再起的，也没有异地为官的。

在香港《亚洲周刊》看到这样一段话：“世界上唯有日本这个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引发了中国人最复杂的情感：它是中国的仇敌，也是朋友；它是中国的学生，也是老师；中国人对它气愤，也对它亲近；蔑视它，又羡慕它；拒绝它，又受到强烈的吸引。近一年多的钓鱼岛形势紧张，将中日关系和民间情绪推到火药味极浓的境地。在所有涉及当前国家主权和利益的问题面前，我们当然要毫不犹豫地为国呐喊，据理力争。但这并不代表，在我们面对日本这个国家时，就该用愤怒的情绪将其全盘否定。”

日本能从朝拜国到脱亚入欧，不过短短百年。先不谈民族感情，就说他们的责任和耻辱感，值得深思。前些年闹禽流感时，北海道一个小餐馆用了几只病鸡，被媒体抖出后，老板在餐桌上留下纸条“愧对国人”，夫妇二人当晚便以自杀赔罪。这则新闻让人震撼。从三聚氰胺、苏丹红，到瘦肉精和地沟油，不知害了多少同胞的性命，至今没听到有哪一位因此羞愧自首，更别说因羞愧而自杀了。

很多人说日本人的效率高，却不知道他们强烈的责任感，是因为在工作中他们拿名誉和信誉做担保，在日本名誉比生命还重要。拿前几年一则新闻来说，只因为报错了樱花盛开的日期，日本气象局主管气象预报工作的官员公开表示，“我们预报错了樱花盛开的时间，很抱歉打乱了人们的正常安排。”向公众深深鞠了一躬，以示歉意。

中国人想不通。日本政府部门真是没事找事，干吗要预报樱花盛开期？预报就预报吧，何必要提供那么精确的日期？再说报错就报错，有必要道歉吗？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也实行盛花期预报，会不会首先成立一个盛花期预报局，再组织各级人员赴日考察，再考虑向受到服务的人收取多少费用……民众最终能享受的可能就是一次次道歉了。

再来说日本特色。最大的日本特色要数首相频繁更换。首相是日本最高行政长官，却也是最脆弱的易碎品。官职最高偏偏任职最短，权力最大居然磕头最多。首相去留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老百姓手中，民众的满意度高你想扳也扳不倒，民众不高兴了想留也留不住。前几年菅直人在任时，虽然没有什么亮点，却也没什么劣迹，400多天的执政路上磕磕碰碰，几乎隔三差五就要给国民赔罪道歉不说，直到不久前的民调显示，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再创执政以来新低，70％多的日本人齐声高喊“送客”，菅直人只得乖乖卷铺盖走人。

首相频繁更迭固然有其负面因素，但同时更应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就连国家最高行政首脑，工作稍有疏失就必须引咎辞职，业绩平平也得鞠躬下台。他们同时也给国民做出了表率，所有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要有担当精神，都应知耻。从记事到如今几十年来，没有见过像日本首相那样堂堂正正辞职的国家高级官员！

有什么样的政风，就有什么样的民风。日本官员的廉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官僚制度的合理性。合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拔干部靠考试,一考定终身。二是晋升按工作年限,基本不看业绩，不论能力。这种机制保证了选拔和提升官员过程的公平和透明,绝不给买官卖官的腐败行为留下可乘之机。

除此之外，公务消费透明公开，民众随时可以在政府网站上查到相关信息。不仅如此，民间还建立起公款消费观察员制度。从1994年起，各地陆续建立了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纳税人的钱到底是怎么用的。不过即使如此，一些细节之处还是容易出问题，比如，曾经有媒体曝出中央省厅职员公费乘坐出租车回家时从司机那里收受现金啤酒等回扣，还有一些公务员乘坐飞机出差私自赚取和使用航空公司提供的里程积分。

也许，日本经济上的先进并不可怕，就像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不用去羡慕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有房有车，经济上一时落后，也许很快就能赶上，观念和体系上的落后却是致命伤。北京上海的建设一点不比东京差，我们却没法跟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空气越来越差？地下水越来越毒？危害十三亿人生命健康的问题至今无人辞职也无人负责？官员们更关心的是位子和帽子，而不是责任和知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