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的陈诚，在台湾采取了多项措施，如实行公教人员配给和住房的公平再分配，提出“浪费必贪污，节约当生产”的口号。面对台湾物价狂飙、粮食产量陡降的局面，他也实行了军事戒严，颁布《入境限制办法》，实施币制改革，抑制通胀。他所成立的“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生管会”，颇有计划经济管理机构的味道，管公私企业事务，管物资分配，管贸易，管技术，几乎包罗万象。“生管会”被誉为台湾经济腾飞的奠基石，陈诚兼任生管会主任委员，尹仲容任副主任委员。（有人认为，陈诚对尹仲容的任用决定了1949年后的台湾经济走向。台湾光复后头20年的经济政策大都出自尹仲容之手，尹也因此被称为“台湾经济之父”。）其中，陈诚与尹仲容出力最多、惠及最广的举措是土改。

土改也许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前后最成功的政策。而且，它的整个过程几乎没有流血事件。

为什么要搞土改？陈诚在《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中有过陈述：“欲确保台湾，必须先求安定，而安定之道，莫先于解决民生问题。”

陈诚并不是到台湾后才关注土地改革，早在当年“围剿”时，他就曾关注中共在苏区的土地改革。1941年，他在担任湖北省主席时也曾试水，实行“二五减租”，即在粮食收获后，优先提取25%的粮食给佃农，剩下的75%由地主和佃农对半分，此举可谓日后台湾“三七五减租”的雏形。在他看来，土地问题是“中国大陆落入共产党手中的一个主要理由”。

台湾的土改也是一次土地重新分配，面对日据时期结束后，土地所有权混乱的情形，陈诚做了详细的准备工作，动用两千多名调查员调查了两百多万笔土地的大小、土质和所有权。当时，台湾土地制度混乱，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地主占据了半数以上的耕地，农民半数以上甚至80%的收成被地主掠夺。从1949年到1953年，台湾当局采取三个步骤推动土改。老一辈还能将这三步挂在嘴边：一是“三七五减租”，二是公地放领，三是实行“耕者有其田”。

所谓“三七五减租”，是将耕地租金降到土地主要作物全年收获量的37.5%为限。条例非常细致，比如为了防止纠纷，要求租约必须明确交付地租的日期与地点，如果承租人以实物为地租，出租人还要付运送费用，同时还有承租人不得再次转租等要求。当然，条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农需要按时纳租，欠缴两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

所谓“公地放领”，是将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的公有土地出售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农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由承领农民分10年20期平均摊还，不必负担利息。为了确保大部分农民能够买到土地，而不是被少数富有家族垄断，当局限定每个购买土地的人必须能够维持一个六口的家庭。

至于“耕者有其田”，则是规定地主将持有土地超过3公顷的部分出售给政府，再按公地放领方式出售给佃农。佃农买地分十年支付，可在2.5倍年收入的价格下耕作所得到的田地，在超过十年的期限内用贷款归还土地款，并获得机械化与灌溉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