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
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现在找到的最早证据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账的记录,当时是5年一次。不过公认在日昌升之前,平遥就已经有了商号经营汇兑。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现代的银联吗?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乔致庸创办的银号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大德通正是电视剧里的大德兴改过来的。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武殿学用这样几个数据显示了乔致庸经营票号的发展速度,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这个数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没有明确记录,主要根据乔家当时有多少铺面字号来推算,准不准也很难说。但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乔家子弟恪守祖训,定有家规,不准嫖赌,不准纳妾,不准酗酒。因此乔姓家业兴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赌,挥在浪费,渐从号内将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乔家补进,最后复盛公14个财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为乔姓之股。
复盛公成为乔姓之商号后,买卖兴隆,继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商号和复盛菜园。后来又在包头城内共开设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有19个门面,四、五百职工,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故包头城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先后在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各城镇设立商号。光绪十年(1884)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大德通票号最初资本 6万两,中期增银12万两,最后增至35万两。大德恒票号资本10万两。二票号在全国各地有20多个码头(分号)。西至兰州、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张家口、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等地,均设有乔氏商号。徐珂《清稗类钞》载,乔氏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实际不止此数,清末乔氏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1000万两以上,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有资产数千万两。
乔氏在商业经营中很注意网罗人才,这也是乔氏商业长久兴旺的重要原因。如祁县人阎维藩(1859-1949),原在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任职时,曾为福州都司恩寿垫支白银贿官,总号认为阎违背号规,要处置维藩,不久恩寿升迁汉口将军,但维藩因处分之事不快,已决意辞职。乔致庸得知消息,认为阎善于交给官府,又是个经营人才,派其子学仪专程途中截迎,礼聘阎氏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许全权处理号事。阎为报答乔氏知遇之恩,弹精竭虑,苦心全营,使乔氏商业获益非浅。乔氏为其商业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结官府。乔映霞就认为花钱捐官买来的只不过是死后铭碑上的殊荣,并无可骄傲之处,而花钱结识权贵则可作为经商靠山。如果某官在官场失意,又可另外交结新官吏。也就是说前一个靠山倒了,还可找新靠山,使商业经营不受影响。乔氏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乔氏大展交结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营设在其所办票号祁县大德通总号,又出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清廷当然也是“投之以挑,报之以李”,此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乔氏,乔氏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在乔致庸做东家时,复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当时经过两代经营,乔家在包头有11处生意,关内还有好几家铺子,总数有17家。光复字号有3个大号,十几个商铺,几百名伙计。包头当时是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马,很多东西都很缺乏。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乔致庸还很审时度势。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 武殿学提到乔致庸在经营中对人脉的精明投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要大家体谅朝廷苦衷,大家谁都不敢答应。当时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却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10万两。他虽然是个跑街的,但自作主张的权力很大。当时太后很高兴。贾继英会去跟大掌柜阎维藩说,这个人物在电视剧里也有。阎维藩问你为什么答应?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阎大掌柜就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而“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乔氏家族的衰败,是从清末清政府设户部银行始。时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公私存款大幅度减少,乔氏不得不把票号改组为钱庄。辛亥革命时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原依附清王朝的乔氏商业,大受损失。乔氏在包头的复字号商业,1926年冯玉祥军向北撤退,饷粮皆由包头商号垫支,摊派极重,乔氏复字号因此损失粮食五万石,现洋150万元,元气大伤。1937年日军侵占包头,乔氏复字号当铺、钱铺均被日伪组织接收。抗战后,乔氏商号复业,仅苟延残喘,到解放前已是奄奄一息。
乔致庸先贤,他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比理想更伟大的是,他把理想接入了现实,实现了汇通天下,为后续银行业的发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民族金融行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造福于千秋万代。其留下的乔家大院,被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为民族留下了宝贵的古建筑遗产。籍此,商友邦网特授予他为【民族企业家】荣誉称号,永载商业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