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他仔细算过，一家人的房租、水电费、吃饭、孩子读书等，总计每月要1000多港币，每天就是50港币，这是一家人在香港立足的最低生活成本。
当时，他卖一打12条领带，利润只有10元，于是他暗暗给自己定计划，每天必须卖掉5打60条领带，才能赚够50元，才够全家一天的家用，卖不完这个数，绝不回家。
1968年的香港，烈日当头，34岁的曾宪梓，说着一口客家味儿的蹩脚粤语，沿街叫卖自己制作的领带，为了全家人每天50块的生活保障奔波，卖一打利润只有十块钱。
他根本舍不得进餐馆吃饭，饿了啃干粮，他最中意的美餐，就是鲜牛奶，因为便宜又营养。
可还有人嘲笑他，因为他说粤语带有浓重的客家口音，当他站在街头卖领带的时候，人家就喊：“客家佬，话都没说明白，还想当富翁咩？”
曾宪梓一笑而过，他事后说：我不偷、不抢、不骗，我自食其力，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
嘲笑者都还算好，曾宪梓有时候推门进西装店去推销领带，结果被老板直接给骂着轰出来了。
曾宪梓却不生气，第二天还去那家店，还买了杯咖啡，说：昨天我不识相，可能耽误老板你做生意了，我向你道歉，我为你买了杯咖啡，虽然不贵，是一份心意。
西装店的老板震惊了，他昨天明明把这个卖领带的骂出去了，他今天居然又来，还向自己赔礼道歉，还给自己买咖啡。
老板再也没骂曾宪梓，而是和他认真聊了起来，日后每天曾宪梓卖领带路过，都会进店和这老板打招呼聊聊，日久天长，俩人居然成了朋友。
后来有一天，西装店老板对曾宪梓说：干脆，你留下一批领带，放在店里，我帮你卖！
在充满尔虞我诈、生存竞争异常激烈的香港，曾宪梓的“化敌为友之法”，为他赢得了许多的人脉和帮忙，销量也增加了。
有人骂他的领带做工粗糙，他也不恼，虚心问人家到底是哪里做工不好，好的是什么样。
有人说他的领带设计不好，他还高兴，谦虚地讨教客人都喜欢什么样的设计。
一来二去，他的领带虽然出自家庭作坊，却进步非常大。最终，他凭借着与百货公司经理们的热切联络，成功地让自己的领带进入了百货公司的柜台。
自此开始，曾宪梓一家才不愁吃饭的钱了。
从沿街叫卖时的一打领带赚10元，曾宪梓正是用那一张张10块钱，堆出了日后的“香港领带之王——金利来”。
虽然领带进了百货公司，全家不再愁吃饭钱，但曾宪梓并没有就此放轻松。
因为他发现，香港本地产的领带，很多一打才卖20块，最贵只能卖到一打40块左右，但法国等欧美生产的，可以卖更贵。
有人说是因为港人消费崇洋媚外，曾宪梓一赌气，花了全家一个月的饭钱，买了几条欧美品牌领带，回家拆开仔细研究，发现港货与洋货的价格差异，并非“崇洋媚外”四个字可以解释。
他发现，欧美品牌的领带，从设计审美，到布料选用，到剪裁工艺，都高出港货许多，甚至他这个做了多年领带的人，把一款欧美领带拆开之后，居然缝不回去了。
于是，他开始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钻研领带，把欧美各款领带都买回来大卸八块，仔细研究，最终仿制出了自己的款式，并告诉百货公司：我要卖60元一打。此后不断提价，70、80、90，甚至108元。
百货公司经理以为他在做梦，港货不可能卖得比洋货还贵，结果几周后，曾宪梓的领带卖断了货。
他觉得，他的时代终于来了。
直到那时，他还是沿用叔父在泰国的领带牌子——金狮。可金狮在某些方言里发音听起来不太好，不够吉利，港人又最喜欢好彩头，所以他把金狮的英文Goldlion，用中文来读，就改名叫做“金利来”。
1970年，在港货普遍还没有自信的时候，曾宪梓却做了个令人不解的举动：登广告。
他花了相当于全家2个月生活费的钱，3000港币，在报纸登了则广告：向父亲致意，买金利来领带。
那刚好是父亲节前，广告词是曾宪梓自己写的。
一向节俭的曾宪梓，在广告上花钱却很大胆，不过这3000块没白花，订单如雪片飞来，他的家庭作坊再也不够了，本来只有5个工人，现在要请35个。
广告的甜头，他还没吃够。1971年，中国乒乓外交火热，香港人也爱看乒乓球比赛，中国队回国，路经香港进行表演赛，电视转播节目的制片人找到曾宪梓，找他投广告，但这次不是3,000，而是30,000港币。
曾宪梓吓呆了，3万足够他买下租用的厂房了，他想做广告也没那么多钱啊。后来两人商定，3万块，分期付款，一次给3000。乒乓比赛电视播出，火遍全港，他的领带也卖疯了。
1974年，香港经济大萧条，股市市值跌了七成，百业衰败，然而曾宪梓却借此机会提高领带质量，同时提高价格，成为为数不多的在“大萧条”中存活下来，并成为高端品牌的港货。
成功后的曾宪梓，像田家炳等许多客家英杰一样，不忘回馈祖国和故乡。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曾宪梓捐资支持国家教育、航天、体育、科技、医疗与社会公益事业，历年捐资逾1400项次，累计金额超过12亿港元。
